假文凭的土壤
Steve发布于 2010/8/5 22:23:17 | 21261 次阅读  [][][]
文章来源:FTChina 关键词:学历文凭 假文凭 唐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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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唐骏“学历造假门”引起了轩然大波,大家至今却似乎已经忘记了。遇到一个公共事件,容易热起来(heat-up),更容易冷起来(cool-down),这是当代中国人的思维瓶颈。

中国舆论对此事件的关注度和传播力一度让我感到震动和惊讶,但也情理之中。号称“打工皇帝”的唐骏是中国所有渴望“复制成功”之年轻一代的偶像。而当今中国社会环境好像需要N个有个性而突出的英雄型人物,来“正确”引导困惑中、迷茫中的年轻人。但一旦其良好形象遭到质疑和否定,接踵而来的反作用超出人们的想象。

我把它叫做“成功后遗症”。《新周刊》杂志曾推出“一种毒药叫成功”。现在看来,那句基于“常识”的概念已经得到了证实,今后将继续增强其说服力和渗透力,拭目以待。

我本来把此轮“学历造假门”事件视为中国的进步现象。它是因特网等高科技、媒体对公共事件的及时介入、老百姓对科学与真实的追究等要素复合在一起,并发展到一定境界后发生的表面现象。学历造假本身没什么了不起,也不值得去弘扬。真正重要的是它背后的成因和影响。除了唐骏和方舟子两位“当事者”之间围绕利害关系和面子问题的争执之外,庞大的第三者,包括媒体和公众对此事件的参与本身是值得欢迎的。立体而有弹性的讨论基础无疑、逐渐使得中国走向比较成熟的公民社会。

众所周知,中国公民对“真与假”的敏感度、判别与监督意识和能力是极低的,也不怎么当回事儿。许多博士学位可以用权或钱买到;已经毕业的学生可以做假证继续到处享受学生优惠;至于那些家电、科技产品、衣服、食品、图书、光盘等造假就无处不在。不管是造假者还是使用者,服务者还是消费者,大家作为合格公民的权利意识极为薄弱。

看到不良产品或现象,媒体迅速介入,让在宪法层面上具备知情权和监督权的公民们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公民尽可能利用合适的言论平台去参与讨论,最终本着依法治国的精神在司法程序上进行合理的处理和解决,才是现代化国家的治理之道。

对于唐骏先生的学历真假以及诚信等相关问题,我就不给予任何价值判断。我和唐骏先生曾一起出场过上海第一财经《头脑风暴》节目。当时我们俩挨着坐,具有留日经验的唐先生主动用日文给我打招呼。我用日文跟他回应说“您的日语很地道啊”。他很谦逊地说“很多年前的事,已经忘了很多”。外界对唐骏先生的评价五花八门,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判断标准,而我的判断依据只有那场日语对话。我跟他,没有用中文或英文交流过。

当代中国对海外媒体来说意味着天堂,素材之多,事件之多,新闻之多。不过,对于此轮“学历造假门”介入得却不明显,甚至几乎零声。为什么?美国媒体面向美国读者,日本媒体面向日本读者,读者要什么,记者就写什么,记者要不要写取决于读者是否关心。我相信,正转型中的当代中国遭到“学历造假门”的消息肯定引起海外中国观察者们的兴趣。但对于不那么了解中国国情的一般读者来说,这一事件不太好理解,记者也很难深入浅出地给予解释。

即使是在中国呆了7年,并比较深入潜伏中国社会的我,也经常遇到令人不可思议的现象。比如,中国为何有那么多“博士官员”?我认识的许多高官都有博士学位。但他们在读期间依然忙着当官,开会,应酬,不怎么上课,也似乎不怎么具备写学术论文和得到博士学位的文化素质。他们使劲儿利用“官本位”的传统惯例,通过行贿,发挥官员本身的身份优势向教育机构提供政治优惠等方式“换取学位”。 我怀疑,中国的博士学位难道那么“便宜”吗?在日本,这种做法绝对行不通,若有如此政治家或官员,就被媒体曝光,并永远失去身份得了,这一政府机构也务必在阳光下面临来自司法和舆论的双重审判。我认识几个日本博士官员,他们一般都放弃职位或“停职”,专门付出一段时间和精力去拿学位,而基本没有所谓“在职研究生”。

在日本,“造假”事件或现象没那么多,至少不到中国的万分之一。日本的产权、归属、真假关系比较明确,一个产品、一个品牌、一个人物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出现问题,务必遭受来自舆论和法律双层面强有力的压力和反击。刚开始由媒体挖掘,并预热,最终由司法来解决,这是日本社会处理“真或假”的普遍规律。对于明星或公众人物,社会的积极反应和严格要求就更加明显。

日本人的国民性也很能“挑毛病”,对于事物的质量和真假尤其挑剔。今年5月,淘宝网与软银集团控股雅虎日本宣布将展开战略合作,双方将通过数据对接全面打通中国和日本的“网购”平台。马云和孙正义两位资深企业家携手出席发布会。马云对日本市场和消费者的看法让我留下深刻印象:“淘宝要先学会服务好世界上最挑剔的用户,赚钱不是目的,只是结果,学会服务好用户才是最重要的”。淘宝今年刚满7岁,国际化首站就选择了日本,对此马云解释说,“日本消费者是要求最高,最挑剔的,淘宝如果能在日本市场站住脚,就能服务好全球用户”。

“消费者意识”是一个合格公民应该具备的素质。与日本公民相比,中国公民或消费者比较粗糙和迟钝。在现有的生存环境下,假的产品和现象太多了,就麻木了。对于产品出质量问题;媒体侵犯产权转载;政府公布假数据等不良现象,大多数人都习惯采取“犬儒”反应:“没什么,出问题很正常嘛”;“我说反正也改变不了,无所谓,再说吧”。

媒体和网民们热烈争论唐骏学历门的那段期间,我退一步观察,认为,此案件没必要轻易得出结论或答案,探索解决的过程更加珍贵。而我写本文的这一刻,非常让我伤感和可悲的是,媒体也好,网民也好,中国公民对唐骏“学历造假门”的讨论始终停留在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这个证据和不合理,那个发言有没有说服力等技术层面。而我在上述也提到的,围绕学历、成功以及公民意识、消费者权利等真正影响,甚至促进中国社会向前看,往前走的讨论相当稀缺。

文凭不等于文化。

尤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当今,学生、家长、老师、官员、媒体、学者等所有探索“年轻人如何健康成长,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追求自己渴望的人生”,从事“关心下一代”事业的社会行为体都已经彻底体会到了这一哲理。盲目追求成绩是不够的;简单做好三好学生是不妥的;循规蹈矩地走好人家已经铺好的道路是不佳的。究竟有多少学生拿到了学历却找不到令人满意的工作呢?究竟有多少官员没好好上课,没好好写论文,却拿到了博士学位呢?至少肯定的是,在当代中国,学历本身已经失去了衡量一个人“本来面貌”的社会价值。

在已婚并有了孩子的80后们如何培育孩子,让他或她即将面对“学历社会”呢?正在上大学,为拿到学历而奋斗的大一、大二学生如何调整策略,尽可能摆脱学历带来的负面效应,并通过其他渠道把自身的社会价值最大化呢?对于正在上小学、中学的孩子们,家长如何传达学历所带来的正与负,好与坏,黑与白,并促进他们成为能够自力更生的社会人呢?而已经从大学毕业,拿到了学历,在大城市蜗居,在社会的底层当蚁族,却始终不放弃一夜成名,复制成功的年轻人如何改正其价值观和人生观呢?为此,正在崛起的“社会”又能做什么呢?能提供健康而合理的知识导向性素材吗?

在我看来,这些命题才是唐骏“学历造假门”的落脚点。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加藤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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