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孚:拆掉语言的柏林墙
Steve发布于 2011/8/28 19:46:20 | 14277 次阅读  [][][]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网 关键词:英语 英孚 柏林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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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  张邦松/文

波士顿的查尔斯河和它流经的这个城市一样,都有一种安静的气质。尽管波士顿是美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但生活在这里的人很清楚如何与自然保持适当的距离,他们之间肯定是达成了一种默契,以至于在河边运动的人和散步的野鸭基本都不太在意彼此的存在。英孚教育集团的8层大楼也许是这条河边最现代的建筑之一,但它仍显得低调而朴素——在这个清教徒建立的城市里,大部分建筑都秉承了类似的风格。
如果说这栋大楼有什么地方能给参观者留下深刻印象的话,那就是矗立在它门口的那块高大的柏林墙。那是德国统一后一位友人送给英孚创始人Bertil Hult的,作为那段被拆除的历史的一部分,这道墙在英孚仍延续了它一贯以来的象征意义,即一种被打破的隔阂。这正是这家语言培训公司事业的核心内容——“打破人与人之间的语言、文化、地域的阻隔”。
说到打破隔阂这件事,谁都无法忽略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正在面临的彷徨。全球化浪潮让中国人更加渴望与世界接触,但他们的热情却被落后的外语教育方式所遏制。应试教育和天生内向的个性让很多中国知识阶层在接受十多年的教育后,仍然没有勇气用另一种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
当然,这个现象并非毫无正面价值,至少,它让很多语言培训公司找到了存在的理由。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私人英语培训市场已超过300亿元。这个数字真正令人乐观之处在于,它还在不断膨胀。英孚中国区CEO费比然(Bill Fisher)对中国人的英语学习热情叹为观止:“中国学生的学习热情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除了日本。”
作为世界最大的私人英语教育机构,英孚很早就看到了这个机会。当1994年英孚在中国的第一家英语培训学校在上海成立时,英语培训还是一个新鲜事物。除了在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时一片茫然外,英孚进军中国的决策算不上冒险。因为在当时,世界500强的大公司已经在中国展示了它们的活力,它们对本地员工的需求让英孚这样的公司得以大展拳脚。在早期,英孚主要的业务几乎都与这些大型跨国公司有关。
费比然对中国的关注还要更早些。在常青藤大学之一的布朗大学学习期间,他发现学校图书馆的书架上出现了大量关于中国的书,而原先那个位置摆放的都是诸如“日本如何成功”之类的书籍。费比然意识到风向变了。但他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国逐渐联系到一起,是在他敲开了英孚传世人Bertil Hult的办公室大门之后。这个冲动的计算机系学生试图说服Bertil Hult为自己开发一款语言学习软件投资,最后的结果是,他被Hult说服了,加盟了英孚。“我事后才知道Hult先生其实很讨厌电脑这类东西。”费比然说。但作为一个有远见的商人,Hult在做商业决策时并没有被自己的个人好恶所左右,他对费比然委以重任。费比然于1993年创立了英孚教育多媒体部,并于1996年上线升级为英孚教育的在线学习网站,即Englishtown.com。
Englishtown.com是语言教育和互联网技术结合的尝试,它针对公司和成人提供全天候、无国界在线英语培训服务,最终成为英孚教学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现在有超过1000万的学员在运用这个体系。在此后10年的时间里,费比然一直担任Englishtown.com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直到他被委以更重要的职位:中国区CEO。
2006年的中国已经和英孚刚刚进入时迥异。这个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更加重要,而中国经济的组成中,除了跨国公司,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也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优势地位,他们都对走向世界怀着掩饰不住的兴奋。而英孚在中国的学校也扩大到了近140所。唯一不变的也许是,中国人学习英语还是那么吃力。
所以当费比然说自己是带着“帮助中国人学习英语”的使命来中国的时候,并不让人觉得矫情。这正是英孚总部门口那道柏林墙所展示的价值观。一个真正成功的商业公司应该有更大的格局,因为尽管中国市场遍地黄金,但两眼只能看到金子的公司,最终往往很难成为这些金子的主人。
但光有价值观显然不够。对于几乎所有跨国公司来说,理解中国市场都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英孚刚进入中国时,教育牌照迟迟拿不下来,英孚教育集团主席,创始人Bertil Hult之子菲利普·霍特(Philip Hult)对此感到非常困惑,因为这在美国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我们开始的时候可能比较天真。”菲利普说。
更大的挑战来自于如何让中国学习者“真正地”掌握英语。常规的学校教育一直没有很好的做到这一点,这对英孚来说是能否成功的关键。最初,英孚采用的是同一标准的模块教学,给所有人一样的东西,但他们很快发现这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费比然说,中国学生与其他国家的学生有很大不同,“最大的区别是中国的学生他们脑子里有很多很多东西,他们有语法、有词汇,但是他都不说,而且都说不出口,这跟巴西或者意大利人刚好相反,他们可以拼命地说,不停地说,但是他脑子里没东西,没有语法、没有词汇,所以他经常犯一些很可笑的错误。”
“我们需要找到一个途径,它能够消除人们对英语学习既爱又恨的复杂情绪。”费比然说。英孚要做的其实就是要为学员创造一个非常正面积极、让他们不再害怕说话的环境,真正用英语进行交谈。他认为“那些吸引你的东西,正是教育者要寻找到的奥秘所在”。
所以,除了每次上课时在教室里与外籍教师的对话外,费比然认为要找到一个方法,把学生的兴趣与学习结合起来。技术出色的他很自然地想到了互联网和IT技术。他自称是一个技术型的狂热分子,喜欢各种各样的3C产品。事实上,很多年轻人和他有同样的爱好。那么为什么不把这种爱好和英语学习结合起来呢?他认为,未来的英语学习是无时不刻、无处不在的,学员可以通过上电脑、智能手机、iPad等设备,随时随地与老师互动。
为此,英孚研发了一套Efekta(TM)教学系统,这套系统通过在线英语教师以及新颖的教学视频进行网络教学。英孚认为,当学生们感兴趣,又可以根据他们自己的时间表来安排学习并控制进度时,他们的学习效果可以最大化。
费比然在一篇关于语言学习的文章中阐述了自己对于未来语言学习的观点:这是人们在数字化时代的需求——学习是互动的,多维式的。这个时代,我们必须告别传统的单一维度的学习——一个老师、一本书和一间教室。同时,要用游戏和互动练习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在中国市场逐渐积累的经验增加了费比然的底气,目前,中国已经是英孚除北美外最大的市场,而费比然在2009年就非常自信地表示:五年之内中国将成为英孚最大的市场。除了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外,英孚同时也把注意力转向了一线活跃的二、三线城市。在他看来,根据英孚的业务模块不同,英孚在各线城市都还有很大的空间。
很多新兴的二、三线城市目前还是市场空白,“进入时根本不用考虑决策是否正确”,因为市场就在那里。而看似竞争激烈的一线城市其实潜力依然巨大。“如果在上海再开20个学校,也许有人会说已经很多了。但是你看一下东京,东京有成千上万的英文学校,它可能在每一个街角、每一个社区就有一个英语学校,而我们希望有朝一日上海和北京会成为像东京一样的市场。”费比然说。

波士顿的查尔斯河和它流经的这个城市一样,都有一种安静的气质。尽管波士顿是美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但生活在这里的人很清楚如何与自然保持适当的距离,他们之间肯定是达成了一种默契,以至于在河边运动的人和散步的野鸭基本都不太在意彼此的存在。英孚教育集团的8层大楼也许是这条河边最现代的建筑之一,但它仍显得低调而朴素——在这个清教徒建立的城市里,大部分建筑都秉承了类似的风格。

如果说这栋大楼有什么地方能给参观者留下深刻印象的话,那就是矗立在它门口的那块高大的柏林墙。那是德国统一后一位友人送给英孚创始人Bertil Hult的,作为那段被拆除的历史的一部分,这道墙在英孚仍延续了它一贯以来的象征意义,即一种被打破的隔阂。这正是这家语言培训公司事业的核心内容——“打破人与人之间的语言、文化、地域的阻隔”。

说到打破隔阂这件事,谁都无法忽略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正在面临的彷徨。全球化浪潮让中国人更加渴望与世界接触,但他们的热情却被落后的外语教育方式所遏制。应试教育和天生内向的个性让很多中国知识阶层在接受十多年的教育后,仍然没有勇气用另一种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

当然,这个现象并非毫无正面价值,至少,它让很多语言培训公司找到了存在的理由。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私人英语培训市场已超过300亿元。这个数字真正令人乐观之处在于,它还在不断膨胀。英孚中国区CEO费比然(Bill Fisher)对中国人的英语学习热情叹为观止:“中国学生的学习热情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除了日本。”

作为世界最大的私人英语教育机构,英孚很早就看到了这个机会。当1994年英孚在中国的第一家英语培训学校在上海成立时,英语培训还是一个新鲜事物。除了在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时一片茫然外,英孚进军中国的决策算不上冒险。因为在当时,世界500强的大公司已经在中国展示了它们的活力,它们对本地员工的需求让英孚这样的公司得以大展拳脚。在早期,英孚主要的业务几乎都与这些大型跨国公司有关。

费比然对中国的关注还要更早些。在常青藤大学之一的布朗大学学习期间,他发现学校图书馆的书架上出现了大量关于中国的书,而原先那个位置摆放的都是诸如“日本如何成功”之类的书籍。费比然意识到风向变了。但他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国逐渐联系到一起,是在他敲开了英孚传世人Bertil Hult的办公室大门之后。这个冲动的计算机系学生试图说服Bertil Hult为自己开发一款语言学习软件投资,最后的结果是,他被Hult说服了,加盟了英孚。“我事后才知道Hult先生其实很讨厌电脑这类东西。”费比然说。但作为一个有远见的商人,Hult在做商业决策时并没有被自己的个人好恶所左右,他对费比然委以重任。费比然于1993年创立了英孚教育多媒体部,并于1996年上线升级为英孚教育的在线学习网站,即Englishtown.com

Englishtown.com是语言教育和互联网技术结合的尝试,它针对公司和成人提供全天候、无国界在线英语培训服务,最终成为英孚教学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现在有超过1000万的学员在运用这个体系。在此后10年的时间里,费比然一直担任Englishtown.com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直到他被委以更重要的职位:中国区CEO

2006年的中国已经和英孚刚刚进入时迥异。这个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更加重要,而中国经济的组成中,除了跨国公司,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也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优势地位,他们都对走向世界怀着掩饰不住的兴奋。而英孚在中国的学校也扩大到了近140所。唯一不变的也许是,中国人学习英语还是那么吃力。

所以当费比然说自己是带着“帮助中国人学习英语”的使命来中国的时候,并不让人觉得矫情。这正是英孚总部门口那道柏林墙所展示的价值观。一个真正成功的商业公司应该有更大的格局,因为尽管中国市场遍地黄金,但两眼只能看到金子的公司,最终往往很难成为这些金子的主人。

但光有价值观显然不够。对于几乎所有跨国公司来说,理解中国市场都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英孚刚进入中国时,教育牌照迟迟拿不下来,英孚教育集团主席,创始人Bertil Hult之子菲利普·霍特(Philip Hult)对此感到非常困惑,因为这在美国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我们开始的时候可能比较天真。”菲利普说。

更大的挑战来自于如何让中国学习者“真正地”掌握英语。常规的学校教育一直没有很好的做到这一点,这对英孚来说是能否成功的关键。最初,英孚采用的是同一标准的模块教学,给所有人一样的东西,但他们很快发现这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费比然说,中国学生与其他国家的学生有很大不同,“最大的区别是中国的学生他们脑子里有很多很多东西,他们有语法、有词汇,但是他都不说,而且都说不出口,这跟巴西或者意大利人刚好相反,他们可以拼命地说,不停地说,但是他脑子里没东西,没有语法、没有词汇,所以他经常犯一些很可笑的错误。”

“我们需要找到一个途径,它能够消除人们对英语学习既爱又恨的复杂情绪。”费比然说。英孚要做的其实就是要为学员创造一个非常正面积极、让他们不再害怕说话的环境,真正用英语进行交谈。他认为“那些吸引你的东西,正是教育者要寻找到的奥秘所在”。

所以,除了每次上课时在教室里与外籍教师的对话外,费比然认为要找到一个方法,把学生的兴趣与学习结合起来。技术出色的他很自然地想到了互联网和IT技术。他自称是一个技术型的狂热分子,喜欢各种各样的3C产品。事实上,很多年轻人和他有同样的爱好。那么为什么不把这种爱好和英语学习结合起来呢?他认为,未来的英语学习是无时不刻、无处不在的,学员可以通过上电脑、智能手机、iPad等设备,随时随地与老师互动。

为此,英孚研发了一套EfektaTM)教学系统,这套系统通过在线英语教师以及新颖的教学视频进行网络教学。英孚认为,当学生们感兴趣,又可以根据他们自己的时间表来安排学习并控制进度时,他们的学习效果可以最大化。

费比然在一篇关于语言学习的文章中阐述了自己对于未来语言学习的观点:这是人们在数字化时代的需求——学习是互动的,多维式的。这个时代,我们必须告别传统的单一维度的学习——一个老师、一本书和一间教室。同时,要用游戏和互动练习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在中国市场逐渐积累的经验增加了费比然的底气,目前,中国已经是英孚除北美外最大的市场,而费比然在2009年就非常自信地表示:五年之内中国将成为英孚最大的市场。除了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外,英孚同时也把注意力转向了一线活跃的二、三线城市。在他看来,根据英孚的业务模块不同,英孚在各线城市都还有很大的空间。

很多新兴的二、三线城市目前还是市场空白,“进入时根本不用考虑决策是否正确”,因为市场就在那里。而看似竞争激烈的一线城市其实潜力依然巨大。“如果在上海再开20个学校,也许有人会说已经很多了。但是你看一下东京,东京有成千上万的英文学校,它可能在每一个街角、每一个社区就有一个英语学校,而我们希望有朝一日上海和北京会成为像东京一样的市场。”费比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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